陳丹青，平素一向保持短發，衣服的紐扣喜歡一直鎖到脖頸——一個也不落下。黑色褲子，黑色皮鞋。潔凈的臉龐，好大的眼睛，取來無框的眼鏡戴上，粲然一笑：這些年寫作，把眼睛搞壞了，這下我看清你了。舉止優雅，言語不驚，哪是報紙上白紙黑字、千篇一律、寫得分明的那個憤怒甚而偏激的人？媒體為奪眼球，有時難免簡單化，畫臉只畫半張，色彩只用一種。取其一點，不及其余，尚可接受，要不得的是取了筐來，把人往里裝，偏又不讓爭辯。陳丹青道：“各報的形容詞，也真看得我心驚肉跳。‘拂袖而去’，那要古人的寬袖這才拂得起來；‘拍案而起’，我與領導談辭職，彼此笑瞇瞇，誰也不紅臉，國中單位的情面禮數，大家應該知道的。”
《退步集續編》首印十萬冊，為了配合出版社的宣傳，陳丹青需要連軸轉，被他自嘲為：接客。
你莫看陳丹青歸國以來只是或黯然懷舊，或激憤發言，或批評城市，或笑談魯迅；一襲青衫，瀟灑走動，風光無限。你又怎么知道作為畫家的陳丹青，內心里有著怎樣的思量？他的手上雪藏和醞釀著怎樣的大作品？陳丹青終究不是做戲給“沉默的大多數”看的人。一個人坐在舞臺中央，燈光明晃晃照著，他不見人，人則皆可見他，此番場景哪是這個聰明人的所好！回到畫室僻靜一角，他最終揮舞的，是手中的畫筆，最終留世的，也許更會是他或舊或新的組畫。所以，陳丹青所言之“退步”，或者他“退步”的姿勢，套用老子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曰：
“退可退，非常退”，大約不錯。
關于清華辭職：“我只是逃開，同時叫罵幾句”
要說今日的讀者，知道陳丹青的，首先是因為“清華教授辭職”事件，其次是因為《退步集》和《退步集續編》這兩本書，再次恐怕才是作為畫過《西藏組畫》的畫家。連陳丹青也疑惑先前哪想到回國教書呢？結果辭職走掉，更不料此事演成社會話題，從此好像欠了前世的債，給輿論逼成“批評專業戶”。
自從到了高校教書，陳丹青和許多教授一樣，每到招生的季節，必須面對一疊厚厚的碩士生、博士生報考表格，上面填寫著考生的姓名、年齡、民族、政治面貌、學歷。其中最要緊的，是政治、外語科目的分數。都說要不拘一格降人才，陳丹青感嘆：一格一格，全是格呀！人的才氣、性情、素質，統統變成了表格數字，哪里可以看得出考生是怎樣一個人？
“普天之下，莫非體制。”陳丹青舉了一個例子：當年國學研究院招生，四川一位18歲考生錯過報名期限，獨來京城求見梁啟超與王國維，梁、王居然出見，略略問過來歷，梁就想要他，王則引他進里屋考高中語文數理，約一小時半。翌日電話招那學生，即請門房將行李搬入宿舍，上課如儀。1978年，陳丹青自己投考“文革”后中央美院第一屆油畫研究生時，他在外語考卷上寫下“我是知青，沒有上過學，不懂外語。”隨即交卷，離開考場。結果，那年陳丹青以外語零分、專業高分被錄取。
時間輪轉二十余年，英語和政治兩課考試的嚴格限定，使陳丹青四年招不到一個碩士生，他慨然奔走，以無果而終。2003年起意辭職，他說是性格使然，“我頂喜歡尼采一句話：‘服從？No！領導？No！Never’”另外他也覺得年過五十，望見六十，希望重新在畫布上撲騰。為此事，陳丹青小心躲著媒體，躊躇數月，終于還是被弄出了巨大的動靜來，直到2007年春上走成，辭職這一私人事件已經世間紛揚，讓他無處躲藏了。“我只是逃開，同時叫罵幾句，就像小時候在弄堂打架，打不過，一路逃一路叫罵，罵給自己聽聽，也罵給別的弱者聽聽……”社會上渲染他“退出游戲”的決定，使他在體制內的同行面前感到難為情，甚至愧疚。“體制內很多人認真教書，正派做人。在妥協和不妥協之間，他們很難，很辛苦，我理解他們，尊敬他們。”
關于上海：上海是很好的“啟蒙老師”
1970年，17歲的陳丹青開始輾轉贛南與蘇北農村插隊落戶。那時節，勾銷上海戶口幾乎是所有上海人的晴天霹靂。陳丹青茫然離開曾經打架、追逃、斗蟋蟀、爬屋頂的上海石門一路老弄堂。他早年的主題性創作《給毛主席寫信》，表現一群知青決意“扎根”農村的心意，而他內心卻和成千上萬知青一樣，盼望回城。
1982年赴紐約定居，2000年：回國在清華大學執教。去國十八年，戶口迂出上海則已經37年了。對上海這座城市，陳丹青說“我渾身上下都是‘上海因子’，雖然不確知那是什么。我的‘處世方式’里布滿了上海‘密碼’，因為‘布滿’，而且是‘密碼’，反倒難以舉證。”
也許舉這樣一個例子可以管窺陳丹青的“上海情結”。1993年陳丹青回國探親，第一件事就是想在上海街頭吃碗陽春面，卻怎么都沒找到。“我心里胃里登時沒著沒落地，多年夢想的回國劇情才剛開幕，這第一出戲豈不就得泡了湯亂了套了？”幸虧有善解人意的老板娘喔喲一笑：現在沒人吃陽春面啦，剛從外國回來吧？好，今天專門為你做一碗！而后，他騎上父親的“老坦克”自行車，摁著車鈴穿弄堂，故意吃幾個“彈簧屁股”，聽座下的小彈簧“咯吱咯吱”響。
“傷感主義并非僅指心頭的思緒，懷舊離不開‘物質’”。喜歡在掌燈時分漫步走過哪條好弄堂走進去游蕩的陳丹青，自稱“像個鬼”，看人家收回晾出的衣服，門開門關，聽弄堂外被隔離的市聲。陳丹青說，這是一個50多歲的人的懷舊，個人的一些情感，不能太當真。兒時老屋已經沒了，但“家”的感覺還在，“風吹過來，還是上海的風。”
“上海對我非常重要，它是偉大的啟蒙教師。”陳丹青說，他無法想象自己出生在別的地方。“上海使我與歐洲不隔，這是‘最大的影響’，可是直到我中年造訪倫敦巴黎這才明白。當然，‘油畫’是上海于我的影響中至關重要的一環。我想起我是上海人，同時，莫名其妙想起油畫。”
“來世投胎，我愿在上海，但不是今天的上海。”陳丹青指的是一個藝術的上海，“三十年代的上海豈止是中國文化的半壁江山，在亞洲也獨執牛耳。中國現代電影史、油畫史、音樂史、戲劇史、廣告史，和一部分文學史翻譯史出版史及所謂文化產業史，差不多就是‘上海史”。在陳丹青的印象里，尤其是從九十年代開始，文化的上海逐漸凋敗了。他認識的幾位文藝朋友在九十年代末興沖沖去上海闖，不久又回到北京。搞文藝的不愿進來了，在上海的人也不愿出去了。而他們那時候都愿意出去，知青一代畫家，有多少是從上海出去的？“這些年我招生的時候，很關心有沒有上海的學生，請他們舉手，結果幾乎沒有。”這使陳丹青感到悵然。
關于《西藏組畫》：未完成的誤讀之作
1980年1 0月，陳丹青的《西藏組畫》在中央美院研究生班畢業展上引起轟動，日后與羅中立的《父親》并稱為中國當代美術史的里程碑，逐漸變成一段神話。而在《西藏組畫》聲名大噪之際，陳丹青離開了中國。此后，他成為中國藝術青年遙遠的楷模。2000年，陳丹青回國任教，閃耀的光環使今天的公眾很難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在看過批評家努力建構《西藏組畫》的神話文字后，令人釋然的是，陳丹青對自己的歷史保持著隱忍、理性而誠實的態度。
“我畫西藏組畫時只想畫得和米勒一樣，追求我心目中法國式的現實主義。”陳丹青說，“我對西藏既不了解，也談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，當年我把西藏的視覺經驗當作法國繪畫的替代，那是一種故意的誤讀。歷史常被誤讀，西藏組畫被神話，也是出于誤讀吧。”
“作為影響，假如真有影響的話——《西藏組畫》是失敗的，至少是未完成的。我們因緣際會撞上時代，但沒有延續并展開當初的命題，構成堅實的文化脈絡，就像第五代導演個個背離了自己的初衷。我們全都來自斷層，沒有歐洲人的深厚背景與文化準備，九十年代的創作理應超越我們，我想，其中凡是不受影響的家伙，才真有出息，例如艾未未和劉曉東。
上世紀80年代的所有探索是真摯的，但都很粗淺，急就章，它填補了“文革”后的真空。我的《西藏組畫》實在太少了，一共七幅，算什么呢？居然至今還是談資，我有點驚訝，但不感到自豪。
當時我就清醒認識到這一層。1980年10月我畢業留校，1982年元月我就走了。”
關于文學：歸國七年出書五本
陳丹青的父親說，對丹青小時候的印象，就是他非常自信，送他去學游泳，還沒下水，他就覺得自己一定會游。陳丹青從小就喜歡游泳、音樂、文學、繪畫，但其實一開始根本沒有想到讓他學畫。陳丹青4歲那年，父親就被戴上了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，家里的書籍、畫冊被一掃而光。丹青難過得整天沒說一句話。父親勸他說“別難過，沒有畫冊臨摹，到公園、馬路去畫。”一次，父親在打掃衛生時，在垃圾箱里拾到一張撲克牌，背面是色彩濃重的油畫，原來這是一位僑居意大利的俄國著名畫家的杰作《意大利姑娘》，他馬上拿回家送給了兒子。丹青花了幾個星期臨摹，竟畫得栩栩如生。
父親這樣評價兒子：在繪畫時，丹青沒有畫高大全的人物；在寫文章時，丹青敢講真話
陳丹青說，他經歷了非常匱乏的時代，少年時無書可看，在圖書館“偷”得一本《牛虻》，如獲至寶。小學畢業后，他“突然遭遇魯迅”，那時，《魯迅全集》成了他唯一可看的書籍，卻也讓他可以全心全意地只讀一個人的著作。14歲時，他替“右派”父親寫申述狀，一點都不能出錯，于是學會了技巧。40歲時，畫畫的陳丹青不料自己也作起文章來了，而且一如畫畫般流暢和充滿快感。歸國七年來，陳丹青已出了五本書，《退步集》和《退步集續編》之前的三本是《紐約瑣記》、《陳丹青音樂筆記》和《多余的素材》。出第一本《紐約瑣記》時，出版社印了3500冊，擔心銷不掉。2005年出版的《退步集》，如今已是第十三次印刷，達到十一萬冊，并獲得第二屆“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”，且是獲獎的10本書中唯一的人文書。2007年4月出版的《退步集續編》，開印就是十萬冊，有媒體認為是第17屆全國書市“唯一亮點”。連陳丹青本人也詫異為什么會有這么多讀者了，“是我招惹還是在被招惹？是如今的言論空間稍許放寬，還是仍舊少得可憐？或許都是原因吧。”
